正当国内外各大媒体广泛关注“石头剪刀布”实验的时候，美国科学院院士、实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始人Charlie R. Plott教授应邀来到浙大。浙大期间，与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教授有如下对话——

罗卫东：Plott教授，不知道此前您对于浙江大学实验社会科学实验室有哪些了解？

Plott：在来访问之前，我对于他们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们在美国举办的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过他们自己的一些成果，同时我们还有一些邮件交流。但是，在此之前，我的了解也仅限于对他们工作主要结论的了解，但我并不知道他们具体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今天来这里参观以后，对于实验室的成果有了更加直观和具体的了解。没想到，实验室的建设现在已经有了如此迅速的发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之前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全新的，而这些结果现在非常明显，我也认为这些将会更加明显。

但是，此前，我对于浙江大学并不是很了解。

罗卫东：目前实验室取得的成果似乎在国外相较于在国内获得了更多正面的评价，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Plott：我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相对而言，美国和欧洲的实验经济学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相较于其在中国的发展更加成熟，也获得了更高的认可度。因此，美国和欧洲学界对于这些问题更加敏感；其二，我认为实验经济学之所以有相对较快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和欧洲的这些领域，实验经济学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非常有影响力的项目。我想正是因为这样，才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罗卫东：目前本实验室的研究主要是有这样两个特色，一是更加关注与实验基础理论的研究；二是实验室的成员相对较少的参与到项目中来，这样就几乎不太会影响实验者本身的研究兴趣，那么您认为实验室这样的选择是否合适？

Plott：在经济学中，对于复杂项目所需要的大部分基础科学理论问题的认识本身还是未知的，我们还没有做好相应基础设施的建设，即工程学中那样丰富而扎实的基础研究，因此从基础理论到复杂项目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很容易犯错误的。而从物理学的基础理论出发的工程学，因为他们有多年的工程经验和科学教育，建立起了坚实的基础，所以，相对而言，他们能够更加方便的从很小的发现延展到复杂的项目，就像他们可以建造桥梁、飞机。但是，经济学并非如此，尽管我们做了有很多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但是，如果我们将其应用在一个很直观的问题上时，常常还是很危险的。在我看来，相对于其他自然科学，经济学在这方面还需要做更多努力。只有把基础理论做扎实，才能延伸到运用中来，使研究得到进一步地发展。如果你要做基础科学，就做非常好的基础科学，那么其应用也会自然而然的成长。

罗卫东：实验室主要由王老师和许老师两位着手组建，目前实验室整体发展的还是进行着比较系统和有机的，那么对于实验室的后续发展您有什么意见建议？

Plott：首先我想实验室首先要明确，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好奇心驱动还是问题导向的？（罗：我们被一些问题所吸引，被勾起了一些好奇心，但这些研究主要还是求知欲决定的。研究一旦迈出了前面几步，就会有更多问题会呈现出来，去驱动研究的继续）。这点我比较同意，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都是由一些少数问题所驱使的。但是你会认识到，如果你解决了这一问题，也就解决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当你着重于某些特别小的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得到管理层的支持和重视也非常重要,我们希望管理层认识到基础研究的困难性和重要性。我看到了罗老师对于浙江大学实验社会科学研究和实验室建设的态度，我认为这是你们实验室建设是否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罗卫东：其实我之所以关注这个领域是由于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譬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都是从观察中去发现经济学一些基本问题和理论的。这些基本命题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得到现代研究方法充分的研究和论证。所以，我是从经济思想史和实验经济学的合作交流入手，进行思考和探讨。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路径的呢？

Plott：同样，加州理工大学所关注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提供的学位是“社会科学”的学位。我们从学科交叉的角度发展了实验经济学和政治学，我们的经济学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中的相关领域都有交叉与整合，进而形成一个合作研究的梯队。在这个梯队中，我们运用共同的语言，譬如数学来进行沟通。此外，当我们深入了解这些领域时，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的数量相较于我们实际上已经了解的东西的数量是令人惊叹的。因此，我认为应该增加沟通和交流的机会。许多有待探索的领域以及有机的学术群体都是实验经济学可以在一个地方得到较好发展的非常重要因素。

罗卫东：现在被媒体广为报道的“石头剪刀布”实验就是来自这个实验室。您如何看待现有的这个成果？

Plott：我认为这一成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选取了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小的问题，这一问题看起来毫无价值，但实际上却非常深入。这一博弈的结构贯穿了经济学中众多的博弈模型，因此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在众多博弈模型相交之处，并集中在一个非常简明的例子之上。这一结果向我们展示了理解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我认为这一结果非常好，是非常好的科学成就。但是，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使得这一结果发表出来（罗：您有什么样的建议？），这也许比较难，不过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先生当初对我的告诫，“当每个人都告诉你你错了的这种情况发生时，你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是真的，肯定自己是对的，那么你要坚持下去，因为这正是你最具创造力的时刻，不要放弃。”你们现在所研究的问题正是别人都认为是很傻的问题，但是你们认为是正确的方向，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坚持。

罗卫东：众所周知，您是实验经济学领域的领袖之一，所以我想听一听您对于亚洲各国实验经济学研究的评价。

Plott：据我了解，日本在相关领域已经做过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工作，有一大批理论学家。同时，还有许多的日本人在从事实验研究，基于这些基础，他们已经做出了相当多的成绩。但我并不认为在亚洲有任何地方已经超越了欧洲和美国，因为后者更早地在这一领域开始发展，并且到目前为止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实验室。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个实验室，因为实验室的数量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从目前我有限的了解来看，我知道北京和上海都有学校在做经济学实验，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学校。除此以外，我还了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都在这方面略有涉及。（罗：您对厦大这方面成果有什么样的了解？；王：您对厦大Jason在这个领域的成果了解多少？）我知道Jason，他非常聪明很有天赋，我虽然暂时没有看到很多显性的成果，但未来肯定会有很大成就。

罗卫东：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实验经济学实验室建设的井喷的情形，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Plott：当然这有好有坏。一方面队伍不断壮大，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必然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由于格雷欣定律，会出现逆向选择的可能，那么情形就并不一定乐观。

罗卫东：在前天晚上，您给浙江大学全校学生做了一个公开演讲，不知道您对于我校学生的印象如何？同时，您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学生参与到实验室的工作中来有怎样的建议？

Plott：首先就前天的公开演讲情况而言，我认为浙江大学的学生总体上还是非常不错的，从最后的问答环节我可以了解到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跟上了我的节奏，最后提出的问题也非常不错。其次，我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经验是，我们倾向于选择我们认为是一个能够成为优秀科学家的人，而不是去关注他所做的方向，因为，这些并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并不会要求学生具体来自哪个专业，我挑选学生的基本标准是：一是要具备科学家的多方面能力和技术；二是要勤奋；三是聪明；当然最后一点，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那就是不错的学术直觉。挑选到合适的学生以后，我们就需要问问他们，他们需要我们做什么去帮助其进一步成长。即使这三个因素都符合，找到这样的千里马之后，仍伯乐与其他伯乐之间关于千里马的竞争，此时的关键在于如何战胜其他伯乐。同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这方面学术成果的产出周期会非常长，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才能有明显成就。

罗卫东：王志坚研究员和许彬教授都是非常好的科学家。那么不知道可否询问一下，他们俩觉得不错的学生，推荐到加州理工进一步的深造，贵校是否会比较看重他们的推荐意见？

Plott：基于对教授的信任，我们会非常重视。的确，要进入一个好的学术圈是非常困难的。

罗卫东：最后对于实验室，不知道Plott教授有怎样的评价？

Plott：这段时间的交流，让我感受到了实验室的人员非常的热情，慷慨。对我和我的夫人在中国的这段时间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同时我这一趟旅行也交到了新的朋友。非常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见到他们。